铭，有“铭以记之”之意，原指铸刻在器物上，祭祀先祖或册封诰命的文字。“铭”字的偏旁为“金”，在汉字六艺之中属形声，很明显最早的铭文多铸于钟鼎，后或刻于碑石。这篇小文缘于田家青老师的启发，从三代起谈谈古今器物上的铭文以及铭文背后的趣事。

 

三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为金文，有铸、刻两种，对于今天来说，不仅是器物的断代标准之一，也是重要的史料。早期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数字，如“父辛”、“祖癸”、“母己”等，只记录先人名讳作祭祀之用。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现藏国家博物馆），威严肃穆，是殷墟时期的代表，堪称国之重器，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因名。由于字体象形意味比较浓隶定困难，以至于很长时间内人们将“后”认为是“司”。

 

西周中晚期开始，长篇铭文逐渐成为主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的文辞开始出现并成为廷礼册命之类铭文的固定化模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山西岐山的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铸于西周宣王时期，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叙事清晰，记载完整，从字体来看已初具大篆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饱满庄重，堪称典范。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列国割据，体现在青铜器铭文上也是更多的地域化特征。因为战事频繁，这时候兵器上的铭文也最为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5年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剑上用鸟篆铭文刻了八个字，“越王鸠潜（通勾践），自乍（通作）用剑”。这种字体高贵华丽装饰性极强，春秋战国时流行于吴、越、楚等国，呈现出一股奢靡的气息，与器物本身的功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制铭的目的是为了流传后世，这种朴实的愿望不仅限于帝王将相，明末清初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文人圈子非常活跃，他们喜欢在自己日常使用的琴具、文具上镌刻铭文，最常见的有古琴以及笔筒、臂搁、砚台等文房小件。一方面是为了自娱，另一方面也在期许可以铭传千古。后世文人得到前朝古物通常倍加珍惜，为了证明此物曾为我所有，也会补刻自己的收藏铭文，如此形成了一个完整清晰的流传。

 

比如刘墉旧藏的一把明代黑漆仲尼式“天风海涛”益王琴，龙池内刻：“大明万历□卯岁孟夏月之吉，益国湟南道人获古桐良才雅制”，凤沼内刻：“洪都琴士涂嘉宾，奉命按式监斫”，从琴内款可知，该琴为益王琴。南昌涂氏，为明代著名斫琴世家之一，其中涂嘉宾即为涂氏斫琴名家。后此琴为刘墉所藏，因而琴背留下了他的题刻：“天风海涛，壬辰仲冬之月，久安室珍藏，石庵居士”，素有浓墨宰相之称的刘墉，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其书中正平和，丰腴浑厚，展现了一个朝廷重臣所特有的儒雅气质和庙堂气度。

 

 

至于传世家具上是否有题刻，笔者就此请教了田家青老师。田老师认为传统古代家具，镌刻文字的极少，木器上的铭文，有的是制作时候镌刻的，尤为珍贵，有的是后刻的，就像书画的题跋一样，相对来说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就略低一些。他举了两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墨林棐几和公瑕坐具。这两件家具的主人项元汴、周天球，都是明末文人圈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墨林棐几是项元汴旧藏的一张书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纵一尺九寸，横二尺八寸六分，文木为心，梨木为边，有项氏三方印章，“项”、“墨林山人”、“项元汴字子京”。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明代著名收藏家，工绘画，擅书法，精鉴别。晚清张廷济得到这张棐几后非常珍视，自书长铭一篇，请张燕昌刻在棐几的一条腿上。

 

 

铭文拓片则收入《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

 

公瑕坐具，即周天球旧藏紫檀南官帽椅，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周天球，字公瑕，号幻海，又号六止居士。从文徵明游，承其书法，闻名吴中。尤擅大小篆、古隶、行楷，文徵明赞其“他日得吾笔者，周生也。”丰碑大碣，皆出其手。椅背上刻有周天球铭文：“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

 

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亦收录此铭文拓片，并附张廷济跋。这件紫檀官帽椅是否曾为张廷济所有，目前没有定论。但是周天球铭文之下，吴云的两段铭文可知它的流传，有意思的是，我们从吴云的铭中不仅读到他与此官帽椅的渊源，更是得知他在之后的五年先后又得了三把类似的紫檀椅，且都刻有明贤遗墨（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不失为一段佳话。

 

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这四把紫檀椅，该馆认为是非常珍贵的原刻家具，但目前学者对于此四件家具究竟是原刻或是民国时期古玩商为牟利后刻的仍存疑问，至今是一个学术争论。

 

 

田老师藏有一件清乾隆和亲王弘昼草书文赋黄花梨罗汉床围，背围长205厘米，宽45厘米，侧围各长110厘米，宽38厘米，其上镌刻乾隆时和亲王弘昼所书文赋近三百字，是已知家具中镌刻文字最多的一件，十分难得。

 

 

田老师藏有一件清乾隆和亲王弘昼草书文赋黄花梨罗汉床围，背围长205厘米，宽45厘米，侧围各长110厘米，宽38厘米，其上镌刻乾隆时和亲王弘昼所书文赋近三百字，是已知家具中镌刻文字最多的一件，十分难得。

 

 

二十多年前，田老师得此床围时只是残件，微有小伤。为复原全器，他为床围设计了三个不同风格的床身，并配造了其中一具，使今人得以看到一件完整的罗汉床，领略王府用器的风采和气度。唐宋人文赋，和亲王法书，大匠行镌雕，家青配床身，可谓古今艺术家隔代合作的典范。

 

中贸圣佳去年秋拍中也有一件明万历孙克弘制黄花梨四柱架子床，刻铭甚佳。孙克弘，号雪居，松江人，收藏家、书法家，晚明松江画派重要人物，官至汉阳太守，独创硬木嵌银丝法，名扬江南。陈继儒记其“所居四壁皆画苍松老柏，崩浪流泉，有一种澄泓萧瑟之意萦绕其间”。该床右侧方柱朝左侧刻有孙克弘铭文：“躯之所安，寝处和欢。夕惕敬慎，崇德远奸。戊寅雪居制。”后侧围子亦刻苍松图。

 

 

此外，床座三面装围子，分别刻叶崐书《夜坐记》、黄枢题铭、宋旭画松、张崐画葡萄，书法刻画精细，运刀如笔，颇显法度。其中《夜坐记》一篇为明贤所作，述其夜半起身，弗能复寐，读书听雨，遐思连篇，深有感悟之经历，所谓“嗣当齐心孤坐，于更长明烛之下，因以求事物之理，心体之妙，以为修己应物之地，将必有所得也。”孙氏以此篇刻于床围颇有修身齐心，澄心发志之意味。明代松江地区是重要的硬木家具发源地之一，孙克弘、宋旭、叶崐等皆是一时名流，作为早期黄花梨大型家具，此床之研究价值、人文价值毋庸多言，其造型高古，比例适宜，亦是出类拔萃，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