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视界】痛心疾首的文化浩劫中,他保存下这绝世的“隋唐演义”
2018-06-05

原创: 项立平  大象世界  昨天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6月中旬拉开帷幕的中贸圣佳春拍。这次我们要介绍的这两件宝贝,可是极为稀罕,而它们历经百年风雨传承,幸而还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呈现了市场罕见的“隋唐演义”奇缘。

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4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因此,尽管敦煌藏经洞千年之前封闭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但其中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等等,却当之无愧的称得上人类文明史上的璀璨篇章。而令人唏嘘的是,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等人发现莫高窟藏经洞至今,敦煌文物在中国现存约2万件,而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一百多年前的敦煌,经历着一场触目惊心的文化浩劫。

敦煌藏经洞文物惨遭流散是在大清帝国末日余晖下的全球政治大背景下的悲剧。19世纪末,印度和阿富汗已经在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殖民势力范围之内,而沙俄的地盘同样迅速扩张,两个大国都开始觊觎新疆乃至中国的大西北,全世界“冒险家”对敦煌和丝绸之路的探险热潮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展开。

 


驮载着敦煌文物的外国“考察队”

 

在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黑名单”上,俄罗斯人是最先下手的。1905年初,俄罗斯“探险队”奥勃鲁切夫在敦煌以给王道士50根蜡烛的代价,就拿到了两大包藏经洞写本。而这仅仅只是序幕,1914年,沙俄政府拨款10万卢布“考察经费”给奥登堡,奥登堡带走了多少敦煌文物,我们目前大概只知道一个大概——敦煌汉文残卷18000件、藏文写本200余件,还有少量梵文和其他文字写本,另有100余件绢纸壁画、雕塑等。文物部分如今收藏于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原沙皇冬宫),写本部分则收藏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敦煌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斯坦因摄-1907年

 

英国人也从这场“狂欢”中收获不小,最为著名的人物,当然就是“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1862-1943)了,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带走了24箱挑选出来的经卷写本(敦煌遗书)、5箱绣品,及其他许多珍贵的文物。作为感谢,斯坦因给王道士等人捐了40块马蹄银的“善款”。连斯坦因本人都说,这“善款”的数字低得离谱,斯坦因在给友人信中说:这批遗书只花了130英镑,其他地方买一件梵文贝叶写本或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
 

唐《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图》大英博物馆藏

 

法国人后来也在敦煌分得了一杯羹,1906年,由年仅27岁的保罗·伯希和任队长的法国“中亚探险队”来到中国西域,伯希和以50两银子一捆的价钱,“买”走了精挑出的6000余卷遗书,总共付给王道士500两白银(约90英镑)。下图这张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中的“工作照”至今仍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忍直视”。

 


保罗·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工作”

 

法国人之后,日本人又来了,他们的代表,便是大名鼎鼎的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大谷探险队三次在西域探访,其中1910年的第三次探险,便直奔敦煌,如今我们在日本的国立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当年大谷探险队的“战利品”。

 

当然,对于斯坦因、伯希和乃至王道士等人的是非功过,今天可能难以细细展开评论,如果我们将敦煌遗物作为全人类的宝藏,这些当年被探险队带走的珍贵文物,如今仍然被完好的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但是对于它们的诞生地中国而言,还是留下了来自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

 


敦煌莫高窟外景-伯希和探险队-努埃特摄-1908年

 

而在各国探险队光顾几年之后,罗振玉等人极力上书,清政府这才采取行动,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正式拨款库银6000两,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道士私自藏匿了许多文书,运京途中又遭沿途官吏明取暗窃,遗失多多。最终,仅剩的敦煌遗书移交到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18箱,其中不少都是残卷。
 


 

在海外“探险队”疯狂瓜分敦煌文物的时候,中国也有极少数收藏研究敦煌学的先驱,许承尧(1874-1946)是我国敦煌写经最早期最主要的私人收藏家之一。今天我们在中贸圣佳春拍所看到的这一件隋代,一件唐代两件敦煌遗宝,便都是他的旧藏,而前文已经说到,这两件写经在敦煌在如今存世的敦煌遗墨中,都是极为难得的精品。

 


许承尧(1874-1946)

 

许承尧,安徽歙县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6岁入塾求学,18岁乡试名列榜首,后为翰林院学士。民国二年(1913)冬,许承尧接受了甘肃都督张广建之聘,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陇,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也正是这样的渊源,许承尧得以有机会得到一批最好的敦煌写经。如今内地各大博物馆所藏的许承尧经手过的敦煌写经,都留下了许承尧的题跋,道出了当时的渊源。

 

如上海博物馆藏的一卷《佛说佛名经》留下了许承尧的题跋这样写道:

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

 

正如前文所言,当年清政府将列强还来获得的敦煌遗物送回北京之际,其实先经过了甘肃当地官员的“挑选”,许承尧在甘肃任职长达十一年,自然有足够多的机会精挑细选到最精的敦煌遗物——最终他获得了三百卷藏经。而由于许承尧本人有着深厚的古文字和文物鉴赏功底,因此,他的收藏和鉴赏自然要高人一筹。许承尧在得以收藏到如此重要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后,留下了这样的诗:

况复唐人手写字,千年墨色青如岚。六丁雷电收不得,石门掩护严伽蓝。一朝神物见人世,万夫雀跃惊琅函。西来跋涉为何事,褐父泥欲神耽耽……

 

民国十三年(1924年),许承尧结束了大西北的游历,终于回到了老家安徽歙县,定居唐模村檀干溪畔,他从珍藏的三百卷敦煌藏经中选出了品相最佳的精品四十件珍藏于老宅大厅楼上,并将此楼命名作“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开始了写经断代研究和字画收藏的闲趣生活。

 


今黄山市徽州区唐模许承尧故居

 

除了敦煌写经,许承尧的古代书画收藏同样蔚为壮观,诸如米芾、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查士标、渐江、董其昌、扬州八怪……等等,均赫然在列,根据其后人回忆,只有许承尧最为看重的作品才有机会挂出展示在其藏品楼里,许承尧自然推崇明代之前的作品,清代书画,大约只有石涛等少数名家精品能有资格挂出来晒晒了,连郑板桥、赵之谦等人的作品都只能束之高阁。黄宾虹和许承尧是平生挚友,但即便是黄宾虹最精绝之作,放在今天能卖过亿的那种,在许承尧这里也只是通过“友情加分”才刚刚收录进藏品名录,但是要挂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许承尧的敦煌写经收藏,有部分在生前售出,如叶恭绰、龚心钏等购得七八十卷,现分藏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以及安徽省博物馆、黄山市和歙县等博物馆。而1946年,许承尧病逝,他临终遗命把所有的收藏都捐给国家,一生的所求所好,分毫不留。至今歙县档案局珍藏着一本《许承尧捐赠品清册》作为识记:单此一个目录便有3册348页,其中所载文物达2万余件,价值无法估量。

 


唐 《二娘子家书》 安徽省博物馆藏

 

如今的许承尧旧藏,有不少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其中,一份出自于敦煌写经洞的《二娘子家书》尤为特别,它是极为罕见的唐代纸质私人信件,是许承尧从所藏的敦煌经卷裱褙剔得,信是一个叫二娘子的女子写给母亲的,报告随丈夫到东京安乐的家书。

 

许承尧以诗记喜:“天使持唐节,明驼入汉关。上都从婿乐,隔岁寄书还。团锦聊充信,加餐祝驻颜。千年遗此纸,珍异抵琅环。”唐人家信,旷世所无!

 

我们说了这么多背景,便可知,以许承尧的精绝收藏和鉴赏眼光,其经手的敦煌写经,都绝非普品,而他对于写经的断代和考证,也都极其权威靠谱,因此,在市场上的敦煌写经中,如果今天的藏家能够得到一件许承尧的旧藏,可是极其难得的,也是品质和真伪的最大保证,以下,便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次中贸圣佳春拍上的这两件隋唐之物!

 

LOT637
隋敦煌写本  许承尧跋十轮经卷第二
22.5×8.5cm×15 
RMB: 2,800,000-3,600,000
1 册  经黄纸  折装 
钤印:盛宣怀观、旧王孙、三遮室、赵时棡审定无上神品、 丑簃长寿、静安、许承尧印、疑庵、疑庵寓意

 

前文说到,许承尧对于写经的断代是非常靠谱的,因此,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对于这本隋代写经册页的许承尧长跋:

 


右隋人书十轮经七十五行,出敦煌鸣沙山古三界寺石室,以所见开皇仁寿写经之有纪年者校之,字体纸质皆同,故可定为隋书。敦煌旧为西域要冲,鸣沙山以沙因风聚上下自鸣得名,夙称胜地,石室造像略同云冈、龙门。其中一室封闭于北宋初,至光绪庚子崩豁,奇书秘籍悉为外人攫去,写经其残余也。余游陇十年,见甚多,然皆唐经生书,唐以前即颇稀见,且昔无人知,自余发之, 叹为奇遇。此纸雅秀苍劲,可敌世传张波、元公、尉富娘诸隋志,然彼乃拓本,此为千余年前之宝墨,尤可珍异。 余意隋书实集南北大成,仪态天然而古味深厚,初唐以降即稍漓矣,晋人小楷俱出唐摹,唐宗虞、褚,仍在隋后,此纸乃虞、褚先河,亦即真书鼻祖也。己卯敬奉子晋先生清鉴,疑翁许承尧。

 

由此可见,收藏三百卷精品敦煌写经,研究极深的许承尧都认为,唐以前的写经“颇稀见”,而根据其研究,“开皇仁寿写经之有纪年者校之,字体纸质皆同,故可定为隋书”。

 

 

 

《大方广十轮经》初译于北凉时期,隋代信行禅师所提倡的“普佛普法”之三阶教义,即主要根据此译本而立论,从书法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许承尧题跋中所说“隋书实集南北大成,仪态天然而古味深厚,初唐以降即稍漓矣”。市场上所能见到的隋代敦煌写经,实在是凤毛麟角,又出自于许承尧的旧藏。还值得一提的是,许承尧跋文上款“子晋先生”,即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1938 年抗战时期,唐式遵率部驻军在歙县唐模村,“己卯”(1939 年),早已隐居多年的许承尧为唐式遵题写下了跋文。

 


 


而尽管敦煌唐人写经相对常见,但中贸春拍上的这一卷许承尧旧藏的唐人写经卷,却是极其难得罕见的藏品,我们一起来看看:

 

 


LOT638
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 
唐大中十年(856 年)写本 纸本  
尺寸:30.5×408cm 
RMB: 4,800,000-5,500,000

 

这卷唐人写经所写的经典极为重要,白麻纸,首尾俱全,八纸,264行,每行27字左右,首题“瑜伽师地论卷第卅三”。《瑜伽师地论》共计一百卷,约于公元前300年出现在古印度,记述了弥勒自兜率天降至中天竺之阿逾陀国之讲堂说法的经过,称得上是唐玄奘“西天取经”所翻译的最为著名的佛教经典,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派的根本论书。而这卷《瑜伽师地论》的珍贵之处还远不止于此。

 

 

除了极其难得的“首尾俱全”外,其带有具体年款的尾题,自然是这卷宝贝的最大看点:“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六月三日苾蒭僧智惠山随听学记”。

 

根据《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第19页所述,敦煌数万经卷中附写题记者仅千余件,而有题记、首尾俱全的则更为稀少,经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及俄国、日本等列强的洗劫后,在国内著名收藏机构都极为稀罕。大象粗粗查阅市场资料,大约出现这种“首尾俱全”并且带有具体年款的标准件,出现的概率可能就是百分之一了,而如果还是如许承尧这样的早期权威名家旧藏并著录加持,那就更是可遇不可求了。

 

而更加难得的是,如此完整的唐代带有具体纪年和落款的经卷,我们居然可以在国家公藏机构找到当年与它成套的“小伙伴”。

 

查阅资料,目前所知在我国公藏机构智惠山写于唐大中十年的《瑜伽师地论》有两卷:一件为国家博物馆所藏第二十四卷,一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

 


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曾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五代书法》以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隋唐五代书法》两部权威著作中有大幅介绍,并附有高清图片,可见,这样的藏品,在故宫收藏体系之中都极受重视!

 


国家博物馆所藏第二十四卷,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第375页,京2-080,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

 


左图:中贸圣佳春拍拍品
右图:故宫藏品

 

对比中贸圣佳与故宫所藏的经书,不难发现这两件都是智惠山于唐朝大中十年六月书写,而且纸张、书法及体例完全一致,甚至于尺寸都是几乎一样的(故宫尺寸30.5×411cm),足可以说明本卷和故宫藏品为同一人所书是确凿无疑的。甚至两卷经书首尾的折痕走向都几乎一致,所以,我们甚至还可以大胆推测,这两卷唐人写经当年在敦煌藏经洞中可能都是卷在一起的!

 

两卷经卷或许在一起了一千多年,但许承尧旧藏的这一卷,经历了奇妙的递藏之旅。

 


左1-2安徽博物馆藏《二娘子家书》局部,许承尧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右1写经局部,许承尧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

 

作为许承尧旧藏,该卷首部下角钤其藏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此印许氏多钤印其重要收藏。

 


《疑庵诗》丁卷p7-8。1926年(民国15年)刊行。安徽图书馆藏。

 

据许承尧《疑诗庵》中所载,1916年所作《以敦煌写经寄马伯通先生即题其后》中有“慧净传高文,瑜珈勤速记”句,小注“所藏有慧净法师遗著,沙门智慧山听讲手写瑜珈师地论义记各卷”。由此可见,至少在不晚于1916年,许承尧已经收藏了这卷经卷,此时距离敦煌藏经洞被国人重视才过去了几年时间,称得上是极其可靠的范本性的资料。

 

许承尧之后,该写经为山本悌二郎(1870-1937)收藏,山本悌二郎为日本20世纪初著名中国书画收藏家, 分别于1927 年田中义一内阁、1931 年犬养毅内阁担任农林大臣,活跃于日本政坛。经内藤湖南、罗振玉等人指点收藏中国书画。

 

因此,该卷写经在日本也被屡屡著录。

 

著录:《大正新修大藏经·法宝总目录第一卷》,第1067页左上角,1929年出版

 

包括吴道子《送子天王》卷、宋徽宗《五色鹦鹉》卷、 米芾《乐兄帖》、李成《乔松图》等都曾经是山本悌二郎的珍藏。内藤湖南在此书序言中称:“日本的中国 书画收藏当以山本君澄怀堂为第一”

 


著录:《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6页,1932年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

 

本经卷著录在《澄怀堂书画目录》,著录为日文,翻译成中文为:  十一、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三。高一尺二三分,长十三尺四寸五分,麻纸。唐 大中十年僧人智惠山手写。卷十一至卷第十六卷为均为名法成三藏的弟子智惠山 所书。从款识和法成三藏的其他著作可判别此写经的时代特征。尾题“大中十年 六月三日苾蒭僧智惠山随听学记”。大中十年即西历公元 856 年,即我文德天皇齐衡三年。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334页,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2年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其中1062号著录“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三(大中十年六月三日云云)山本悌二郎藏。”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414页,1990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经卷、纸盒、木盒外题签

 

从经卷的包装题签可知,后来该经书还曾被日本著名的大财阀“住友家族”收藏。

 


住友财团之后,该写经又入藏了栗山氏。我们在桐盒内发现了1988年栗山氏亲笔撰写收藏来由。栗山曾在日本有名藏书家古屋幸太郎氏柏林社本店工作。精于鉴定敦煌写经,所藏甚精。二战结束后,日本名门望族都以家族珍藏换金救急,栗山氏得以藏得不少敦煌写经,此卷便是其珍藏之一。

 

这卷敦煌写经《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三卷,是仅存同类藏品中纸张无损、文字无缺而内容也集中完整的一卷,学术界是有着很高的评价的,如西北大学教授、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先生就曾经这样撰文评价:

 

敦煌写经《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三卷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山本旧藏”(日人山本悌二郎个人收藏)的一部珍贵写本。该写本诞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 六月三日,为智惠山(又名智慧山)在敦煌沙洲开元寺听闻法成开讲《瑜伽师 地论》期间所抄写的本子。  那时,精通梵语、藏语、汉语的三藏法师法成从藏地来到敦煌,一边根据玄奘的《瑜伽师地论》译本重新翻译此论,一边在开元寺开讲此论。
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题记来看,法成在开元寺讲解此论最迟从大中九年(855)三月十五日开始,到大中十三年(859)年四月二十四日结束,至少讲解了《瑜伽 师地论》卷一到卷五十六。但他的翻译工作似乎并没有贯彻到底,目前能够看 到的资料只是前面几卷属于法成的重新翻译。当时与智惠山一起听讲的还有洪 真、明照、一真、谈迅、福慧、法海、法境、法镜、福爱、弘远、福赞、恒安 等人。这些人在听讲的同时,都留下了抄写的本论或听讲的笔记,其中前者一 般称作“随听学记”“随听写记”“随听论本”,后者一般称为“手记”“手 初记”“随听手记”。智惠山本人在听法成讲解此论期间抄写了多卷,其中有 一些也留存至今。但作为纸张无损、文字无缺而内容也集中完整的一卷,就是山本旧藏的这本《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三卷写本了。
…………
本卷论书因其相对完整而内涵深邃而成为一部可以单独保存、单独诵读、单独研究、单独修炼的重要论典,不但成为整个《瑜伽师地论》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在唯识宗历史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必将在中国当代和未来的文化领域绽放耀眼的光芒!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  李利安

 


 


大象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敦煌写经,可能是如今中国艺术品市场为数不多的价值洼地所在,试想一下,如今市场上一件宋代书画,动辄就可能卖几千万元,甚至轻松过亿,但是历史更早又有着承载着高超书法艺术和虔诚宗教信仰的艺术珍品,最最优秀的市场价值大约也就是以一两千万元计,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称得上是一次文明的浩劫,但也得以让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古代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敦煌灿烂的文化为全世界所膜拜。由早期权威敦煌文物收藏家许承尧所珍藏的“隋唐演义”,6月中的中贸圣佳春拍,让我们去现场一睹其风采吧。

 

 


中贸圣佳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6月18-19日
拍卖:6月20日-21日
地址北京嘉里大酒店(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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